（网络版）政治学原理问题解答----缺陷很多，启航版专供启航学员使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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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知道那种定成份划阶级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要不得。所以，开始在现实主义的架构下重新定位自己和别人，也重新开始了学习西方现代化的进程。然而，由于认识所限，对于美国制度的理解依然停留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层面，以为美国政治就是“两党”相互攻击和“三权”互相扯皮。结果，对这个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合理性的机制也少有研究。不搞“三权分立”确实也没有什么可置疑的，美国之外的好多国家都不是以“三权分立”自我标榜的。但是美国制度中在解决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等关系所体现的自由——民主——权威的关系原则，却具有普遍的意义。不学习不借鉴别人，但自己又拿不出很好的解决方案，结果，历史沿袭的制度似乎走入了困境，成为一个得过且过地被继承下来的越来越大的丢不起抱不动的“遗产”。

　　19世纪，美国制度刚刚得到巩固的时候，法国贵族托克维尔就前往美国，潜心研究美国的民主制度，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告诫欧洲人不要小看这个制度，不要顽固抵制，也不要狂热崇拜。当时的欧洲贵族们是多么不情愿看到平民阶层的“第三等级”来推动民主化进程。但这不妨碍他们冷静地看待这个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不妨碍他们积极寻求应变之策。君主立宪制可以说就是他们探索传统制度与民主方式“接轨”的结果。

　　要和美国打交道，需要认真踏实地研究美国的制度和美国社会。研究美国的制度，才好利用这个制度，且不说从中学习什么。欧洲人今天还瞧不上美国，说美国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但他们在贯彻华盛顿的“限任制”精神、用美国制度的原则改造自己的皇家制度、建立议会制民主的实践却是认真的。我们要研究美国制度，也少不得这个认真精神。“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当然，不认真，也是可怕的。

　　用土改“划成分”的方式方法分析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的结构，用意识形态的标准，划分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对于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其实，要说主义，美国什么主义没有？市场经济曾经被我们“不认真”地划到了“资本主义”的营垒，现在发现那是资源配置比较合理的方式。美国的“三权分立”也好，两党制也罢，那不过也是政治资源的分配方式，是政治管理的手段。它所解决的无非是权威——权利——效率的关系问题。你可以说那是“资产阶级的”，那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不采用美国的方式，但你不能不解决我们在权威——权利――效率三者关系上存在的问题。除了制造争端，这种“定性”分析确实没有意义。

　　“西化”、“亲美”的“帽子主义”也不是认真研究的态度。中国人在思维习惯上有自己的特点，对问题的抽象性认识比具体分析更擅长，对事物总体性的概括说明比过程分析描述更看重。反映在政治评价中，喜上纲上线，不愿就事论事。“亲美”和“西化”的帽子，让政治家们缩手缩脚，不敢理直气壮地阐明自己的学习观念。其实，一个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他的英明之处也许还不在于他能动员民众掀起一场抵抗运动，而在于用一个明确的理念，引导一个民族的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激发一种不卑不亢开放学习的持久热情。

　　中国人，在不了解美国政治制度和结构的时候，容易根据自己的政治习惯和传统来与美国政府打交道。在中国，总书记，实际上的政治头号人物，似乎可以拍板决定一切，而在美国，总统是国家元首，也是头号人物，也应该是说话算数的人物。但实际上，美国总统所受到的牵制与中国的状况不可等比。在中美关系中，我们原以为把美国总统搞掂就可以搞掂一切，以为美国总统的含糊其辞不过是在“跟我们打哈哈”。事实上，美国总统也许真的不是在“打哈哈”。他的确是需要面对各种制度牵制，他所谈的问题的确还需要回去有一个交待才成。

　　在美国的政治结构中，总统当然重要，但议会也很重要，决不是“橡皮图章”。尼克松不就是被议会赶下台的吗？克林顿不也被议会搞得异常尴尬，不得不向法院“认错”向民众“检讨”么？此外，两院的议员，议会外的“院外集团”或称为“压力集团”（利益集团），也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途径。中国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切不可忽视它们的作用。这就是说，你不能只跟总统打交道，只作总统的工作，还必须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其他机构和团体的工作，还要各别地针对各类VIP展开工作，包括企业界。当然，媒体也是一支重要的影响力量，它能改变政府和公众对一个国家的看法。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如果能跟美国媒介建立良好关系，那也将大大有利于中国对美政策。

　　其实，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对事不对人”的社会。要说它歧视哪个民族或种族，那比我们的公共权力部门面对没有任何背景和“关系”的老百姓时的冰冷面孔要好看得多。它的移民社会和文化“熔炉”的特点，本身就让任何人也“贵族”不起来。冒险创业的精神也让它不敢小看任何做事认真严肃的人，那怕他现在一文不名。它的个人主义特点，也使美国人几乎很少有动辄聚集一处凑热闹瞎起哄的机会。在一个各自张罗自己的事情、人与人之间较少“拉帮结派”的社会，要挑动一批群众“斗”另一批群众，那实在也不太容易。要不是有选举，要不是有政府公共政策的主导，要不是有媒体的沟通，就很难看到有什么“共同意志”。

　　中国人喜欢“对人不对事”，习惯了“人情关系”，在由于不能满足这个社会的制度要求而遭到拒绝的时候，或者在由于不了解它的制度规则而吃了苦头的时候，往往会归结于“鬼佬”的歧视，甚至上升为“民族”仇视。因而，只有了解一国的政治制度、政治运行过程，才能更好地与其打交道，才能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利益。

　　所有上述研究，都需要掌握认识和分析政治生活的手段，需要掌握研究政治现实的相应概念、理论、途径与方法。而这些正是政治学所要和所能提供的东西。

　　3、如何理解“政治不是科学而是艺术”这种观点？

　　政治作为“艺术”，主要体现为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集体政策对社会实施控制的艺术。这种观念把政治看作是政府对社会实施权威性控制的技巧。这种定义在美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学家戴卫·伊斯顿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他《政治分析的框架》和《政治系统》中，将政治定义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根据这种定义，政治由许多不同的过程所组成，政府就是凭借这些过程，特别是通过分配利益、奖赏和惩罚，对来自社会的压力做出回应。政府的“艺术”就在于它的“分配”政策能够保持权威性，从而被社会广泛接受。

　　从广义上说，政治也可以说是一个以政府机构为核心的社会体系。因此，政治实践通常围绕内阁、立法机关、政府部门、特别群体如政治家、公务员和说客而展开。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大多数机构和大多数的活动都处于政治的“outside”（外围）。商务、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社区团体、家庭等等，都属于“非政治性的”范畴。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参与国家机器的运转过程。

　　作为“政府艺术”的政治建立在以往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上，它的不足在于，忽视了正在增长的国际性或全球化因素，如国家间的技术开发和多国合作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此外，人们也日益充分地认识到，管理一个复杂的社会不单单是政府所能承担的任务，它还需要其他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广泛介入。这正是今天“government”（政府）概念正在被“governance”（治理）所取代的原因。

　　然而，把政治与民族国家联系起来，有助于解释与政治相联系的那些负面形象。一般而言，政治总是与政客的活动分不开。政客通常被视为“追求权力的伪君子”，他们善于在为民服务的口号和意识形态理念下隐藏个人野心。腐败和不诚实的政治案例，使人们认为政治是自私的、两面派的和无原则的活动，从而引发了“反政治”的现象。人们常用贬义词汇如“办公室政治”和“拉选票”来形容政治，从而把政治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划上了等号。

　　政治的负面形象印证了自由主义的观点，即，人是自私自利的，政治权力是腐化的，因为它鼓励掌权的人利用他们的职权为个人服务。正如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所说：“权力倾向于腐化，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化”。然而，正如早期的社会契约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政治尽管“倾向于腐化”，但却是必需的，它保证一个社会不会陷入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内战之中；我们也不得不接受政客存在的事实，因为他们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机制。也许，正确的做法不是取消政客，不是让政治消亡，而是将政治限定在一个可以监督和约束的框架之内以保证政府权力不被滥用。

　　4、政治学可以“科学化”吗？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哪个因素对政治起作用，政治学又怎么能称得上是一门科学呢？这个问题部分在于对科学的界定。科学的最初含义来自法语，仅指知识而已。后来，它成了诸如物理、化学等依赖于精确测量和数学运算的自然科学的代名词。现在大多数人认为科学就是由实验和资料证明的精确性和真实性。有些政治科学家（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那样）事实上就是想做得跟自然科学家一样，他们收集量化了的资料，经过统计加工去确认他们的假设。他们的工作提供许多有益的帮助，但他们通常只关注很小的细节问题，而不是有更大意义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拘泥于可以量化的领域——公共舆论、选举报告和议员投票。（有时这些数据也会出现不同的解说。）

　　但大量政治领域是不能量化的。这把我们又推回到开头部分提出的问题上去：领导者为何和如何做出决定？即使在民主政治中，许多决策也都是秘密制定的。我们无法确知决策是怎样做出的，不管是在华盛顿的白宫、巴黎的爱丽舍宫还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当一个国会议员为某一个问题投票时，我们能确信他那样投吗？是为了选民的意愿，国家的利益，还是利益集团的竞选资助？当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基于种族原因解雇学校老师是违反宪法的，而以同样理由雇佣他们却不算违法时，法官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试着用一种可以量化的办法把它输入计算机吧。许许多多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处理为何和如何做决定时——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被量化。

　　这是否就意味着政治学永远也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呢？有些部分可以——在我们能够获得有效数字的领域里，但其余大部分却不行。然而，我们却可以积累非量化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政府试图维持其合法性的固定模式、候选人竞选的方式以及结盟和解体的形式。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阳光下没有新鲜的东西，政治活动的每一种形式都有先例可循。渐渐地，你就学会了归纳。当归纳得到进一步证实时，我们就把它叫做理论。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变得如此有力，甚至我们会把它称作“法则”。按照这种方式，政治学研究就是积累知识，而“知识”就是科学的本意。有的大学设有“政治”系或“政府”系，就是想绕开这个恼人的问题——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留给你们了。

　　5、中国与西方在政治观念方面有什么不同？

　　政治研究的源头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西方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考察源头可见，中西方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西方政治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国家构建的制度选择（政府形式和体制问题），而中国政治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国家统治的策略选择（治理国家的个人条件和政治统治术）；西方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具有独立地位的政治学科，而中国长期以来政治与伦理高度结合，形成的是伦理政治学。在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中西方也走过了不同的道路。西方政治学经历了古典时代——神学时代——理性时代——科学时代的发展过程，而中国经历的是传统时期向现代时期的转换过程，在实现转换的过程中，又经历了建立——取消——恢复的曲折历程。概括而言，中西方政治研究的不同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种政治观念的不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人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不同；集体至上主义与个人至上主义的不同；国家权力本位主义与个人权利本位主义的不同。

　　6、中国传统政治学研究有哪些特点？

　　中国的政治学，照现在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比较杂乱，说不大清楚。以前都在法学之下。现在政治学独立出来了，本该在政治学下的行政学、国际关系或外交等，都独立了。有的研究行政学的、研究思想政治的、研究科社共运党史的、甚至法学的……都愿意向政治学靠拢。但是有的却不愿意，认为自己就是自己。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倾向于比较窄的范围：凡研究政治学原理、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学、民族政治学、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政治社会学等方向或专业的，都可以属于政治学范畴。不包括行政学、思想政治、科社、共运、党史。国际政治因为本身都有独立的单位，所以也可以不包括在内。这些是根据中国目前的高等院校的情况说的。可以看出，学科设置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这些学科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

　　中国古代没有什么政治学理论。学科越来越规范，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一个一个不同学科的，为期并不长。最早的大学出现在德国，据说现代研究型大学是1810年建立的柏林大学，比中国鸦片战争早一些。大学要设置院系，人为划分疆界，然后有了这样那样的学科，各人专搞一门，越来越窄。其实，历史上的大学者多是懂得很多的，有的是百科全书式的。现代的学科体系，各种学科的发展，是基于西方的传统的。从历史上看，西方早就有政治学了。或者说他们有比较专门的研究，比如柏拉图的《共和国》、《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是在中国，按中国的治学方式和传统，是不会出现那样的政治学的，能出现的是四书五经，政书政典，圣训圣谕……而四书五经就是中国古代最好的政治学教材。这样说来，中国与西方古代都有政治学著作，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会遇到，都有人要想要说，把那些思想写出来，就是政治学的著作。

　　把中西古代的政治学著作对比一下，共性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政治秩序。但是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呢？不同的地方很多。先说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的不同好像比较突出。西方的思想家比较注意对事物的理性分析，有点像物理、化学分析一样，研究事物的结构、性质等等，比如他们早就对政体有过分类研究，中国就没有。中国人不那么周密地考虑问题。从另一方面说，不那么机械。中国人要研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就是把天地、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综合起来研究。也可以说一个宏观些，一个微观些。中国人的宏观，不是简单的宏观，而是真正具有宏大的气魄。中国人这种气质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时候往往显得有些可笑。其实也没有什么，正是两种文明冲突交融过程中正常的现象。各自不适应对方的地方，被对方看作荒谬，然后在互相嘲讽中逐渐修正各自的认识，这就是一个过程。但是总的趋势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弱者向强者学习是必然的。等到弱者变为强者，也许会感到，原来所学的东西不过如此，自己原先的东西也有不错的地方。

　　《皇朝政治学答问》，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政治学”著作，其实是一部清朝历史地理和政事典故的小资料。这还是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以后出现的东西。它先讲清朝的起源，从一个神化故事说起，然后是帝王谱系、皇宫制度、朝廷衙门、从紫禁城到北京城再到全国的地理、最后是附庸属国。俨然还是天朝大国的梦想。当然这一部政治学的小册子只是西方“政治学”概念之下的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宣扬罢了，算不上什么政治学。

　　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学。因为政治学是在西方的学术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已经无须多言了。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政治理论，用来指导统治阶级的行为，用来规范整个政治体系的运行。这些东西中国传统中有，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政治学。

　　政治学是适应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人类社会必然会有政治行为，就必然会有关于这种行为的说法。我个人认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源于政治家，一个是来源于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