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的政治学,第一要义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同志的总结非常精彩。历朝历代都是靠打仗得了天下,统治者理所当然地认为,统治权力是自己打来的。权力的合法性就在于强有力。谁想要分享或染指,你也来打仗嘛!
第二要义就是统治者理所当然地“享有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有公有制的意思在内。当然不是公有公享,而是公有王享。统治者收取赋税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给皇帝用的。不给就揍你,看你给不给!所以中国政治统治的根本道理就是强盗逻辑。“胜者王侯败者贼”,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实,皇帝就是占天下为王的最大强盗。老百姓之所以交纳赋税,不是因为国家利益全民利益什么的原因,而是为了不挨打。交了赋税,你不打我,我可以平安地生活了,这就行了。交上去的赋税做什么了,这不是老百姓能问和敢问的事情。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说自觉交税,利国利民,老百姓不明白。农民兄弟钱也交了,粮也纳了,说的好好的这些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可是,要修路,让农民分摊,要建校舍,还要老百姓拿钱……老百姓知道,交的钱就是让官吏们造的!这和强盗还不是一样的?总之政府收的不过是保护费吧!保护老百姓不受另外的力量的摧残,但政府什么时候想整老百姓是不受限制的。因为政府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老百姓没有。
欧洲不同,统治者老早就有和民众商量的举措。古代有国民大会,中世纪有等级会议。国王要收税,得和老百姓商量着来。权力受到制约,成为传统。所以他们逐渐形成和发展民主制度,是比较自然的现象。中国很难。统治者不和老百姓商量,哪个老百姓想商量,那是欠揍!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根深蒂固的。所以说起阶级斗争,中国是最硬的,没有商量,没有妥协的。结果就是专制最甚。
那么中国的政治学说是怎么回事呢?那是一些聪明的哲学家创造的。政治家拿武器改造社会,其实是改朝换代。思想家拿思想来改造社会,他要靠思想来建立和保持一种理想的秩序。这两种人互相利用。思想家没有强制力不行,政治家没有思想家的花言巧语也不灵,统治一盘散沙的老百姓,光有武器不行啊。“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之?”政治家不听思想家的也不行,不爱听也不行,汉高祖刘邦先是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到了最后还得听儒生的。不是儒生能制伏君主,是儒生能迎合君主的需要。所以中国就有了被统治者认可和付诸实践的政治学。
为什么说思想家说的才是政治学,政治家的那些想法就不是呢?因为政治学作为一种学问,总得有学问的特征吧。它应该是一种理论,写在纸上,有条有理才行。不过写出来的是一回事,政治家执行起来不一定是那么回事。我们常常感到,书上写的东西有点假,真正执行的是另一种东西。那就是政治家与思想家的不同处。政治家主要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说和思想家提出的政治学理论相一致了,那是因为思想向政治本身靠拢了,而不是思想家管住了政治家。但是政治学理论总是起作用的,有影响的。因为政治学理论也有适应政治需要的一面,如果不适应,它也就完蛋了。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持续两千多年,怎能没有政治学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政治学,主要的东西是儒家思想。特点似可概括为伦理政治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大学八目”,大概是对中国政治学理论的最好概括。中国政治学讲正确认识世界,讲精神文明建设,讲个人修身养性,讲家庭小单位的治理,讲地区发展,讲远大政治理想。其中也含有忠孝观念,从家庭到国家,道理是一样的。三纲五常,就是维持一个等级尊卑关系的稳定和睦的统治秩序。这样看来中国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其实是一个有关华夏文明建设的宏大理论。中国政治学的一个特征是“家”的特征明显,儒家说统治者是大家长,这个家长要在道德上为全国臣民做出表率,家里的老太太也是“母仪天下”的,家长要爱臣民,臣民要尊重和服从家长的统治。这样的政治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西方政治学的一个特征是“国”的特征明显,国里头有各种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要互相制约,君主并不是家长,只是行政管理者。而且它还承认有各个不同的封建主,互相是平等的。总之中国是以治理家庭的方式统治国家的,中国的中央高度集权就这样形成了。西方相对而言较难形成。
儒家学说的发明者孔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是世界级的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影响中国和东方这么长时间,的确是了不起的。不过要知道,孔子本人的思想与后来流行的所谓儒家思想是有一些区别的。政治家利用其中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把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抛弃了。后来的儒家思想家,又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修正,这样就有了官方认可的正统思想。孔子原先的那些东西不是官方认可的,后来改造过的儒家思想才是官方正统思想。掌握这种正统思想的解释权的,表面上是一些思想家,其实真正的解释者是统治者。
中国是真正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不像西方历史上有王权与教权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是有了权力之间的制约。老百姓的思想不受政治家的控制。他们交了政府的赋税后,到教堂去接受思想教育。这样才有可能有思想上的一些自由,才出现一些独立的思想家,比较自由地想问题,科学才会出现,政治学理论才会发展。政府除了政治统治与行政管理之外,对老百姓的控制是有限的。商人有经商赚钱的自由,人民有学术思想的自由,都对权力有制约。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这样的条件才有可能发生和形成民主的传统。
中国不行,政教合一,政府管人民的一切,尤其是对思想的统治,这样就容易出现万能政府或全能政府,人民不能管政府一点点。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果,有人探讨说是东方农业文明的结果。这些且不说它。只说孔子本人的思想并不这样,起码在有些问题上不是这样。比如孔子的思想中知识分子还有独立人格,孟子更是强调这一点。但是后来没有人说这些了。孔子的思想中对君主还是要有一些制约的,孟子干脆说贵戚之卿可以撤换不称职的君主,这还有点贵族民主的意思,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这样的传统,后来就没有人提了。孔子思想中是主张君主要做道德表率,大臣可以对君主提出批评,君主不听,大臣就要辞职,君臣关系有一定的平等和制约。后来就变了,君主就是“圣人”,不能批评了。
汉代董仲舒讲天人关系、阴阳五行,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正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斗法。思想家想规范政治家的行为,自己又没有多大权力,怎么办?抬出了一个“天”来管皇帝。皇帝的权力是“天”给的,皇帝要受“天”的监督,皇帝如果表现不好,“天”就会发出警告,这就是“灾异”。
说到这里,要说明中国的政治家是关心人民的,要求政治家重视人民的利益,这就是重民思想。“民为邦本”,是说人民为国家提供财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说人民如果受到过重的压迫和剥削,会起来造反的。所以要重民,包括“养民”、“教民”等等。教民,当然是教人民服从了。养民,却是一个有意思的提法,含有辩证法在内,你想,本来是老百姓养活统治者的,他却要说是统治者在养活老百姓。所有那些中国传统的东西,在今天都还存在的。为人民服务,就是重民思想。你不想让他服务还不行,这其实是强制服务。西方不会这样说,老百姓不选你,你服务也没人要。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养活了十几亿人口,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其实也是强盗逻辑,强盗扰乱,不让你活,你就活不好。他不扰乱了,你活得好一点了,他就说,看看,是我养活了你们啊!
到了宋代的朱熹以及他以后的儒家思想家,管不往皇帝。思想家们的性格越来越内向,只对自己严格要求,正心诚意,内圣外王,知识分子苛责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儒家思想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这时的儒家思想造就了许多伪君子,到专制统治者那里找一碗吃,没有多少责任心了。这种自我安慰的政治学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哲学的意味就重多了。最早的儒家思想关心人民,关心社会,讲的是比较实在的道理。后来到心学理学,就是纯粹的哲学了,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东西,和佛教差不多。这和政治学求实的品格大相径庭,说空话为主,现在的新儒家也是这个路子。这班人多是生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却又融入不了人家的文明之中,便回到中国传统中找一点安慰,向西方人夸耀祖先的光辉业绩,吹得天花乱坠,还有一些西方人瞪大了眼睛听,认为了不起。但是西方能有几个人真正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学有多好呢?想想,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学家有那么多,西方不比中国少,西方历史上的政治学和现在的西方政治学又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西方有人大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阿,现在的西方人也不会爱听。毕竟是历史陈迹啊!西方人关注现在,中国人也是。新儒学注定是少数精神贵族的空洞的学问。
返回来,再说其他如法家、道家、墨家,他们与儒家不同,但大的方面却是一致的。也就是华夏文明建设的理想是相一致的。天人合一、圣贤政治、等级秩序、家庭伦理、重民爱民等,大多是一样的。墨家尚同,也是圣贤政治,兼爱,也含有爱民思想。道家无为,其实儒家最高境界也是如此。法家重刑,儒家重德,目标却是一样的。不过法家狠一些,道家阴一些,墨家苦一些,都没有儒家高明,故而儒家成了正统思想,华夏文明的代表。中国历史上实际起作用的政治学是综合这几家的,从发展看是如此。秦初是用法家思想实现统一的,汉初要变秦朝的暴政,就用黄老思想,主要是老子的无为。后来,无为虽然让老百姓自己救自己,休养生息,从战争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但是社会秩序很坏,统治者就想起了儒家思想。汉代一开始就用过儒家,主要是制礼作乐,突出皇帝的威严,很让刘邦兴奋,感受到作皇帝的最大乐趣。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很合时宜。不过天下不安定的时候,儒家总难独尊。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各家思想都曾发挥过作用。儒家真正独尊,是宋代的事情,是朱熹他们的功劳。从那时到清朝,儒家思想都是正统思想。这个正统思想源于四书五经,但是又不全是,是经过统治者修订的思想。如果有人认真地总结一下,才能比较清楚。中国的政治学包含以下内容:
(1)君权神授说,解释权力来源与权力监督的最终力量;
(2)圣贤政治观,一种古代的精英政治理论。君主是圣人,大臣是贤才,民众是愚民;
(3)伦理政治与尊君思想,用家庭伦理观念来规范社会政治秩序,君主是大家长;
(4)重民养民教民思想,根本出发点是防民,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服从统治。道家明确提出要愚民的主张,儒家则聪明得多,他要教民,教民服从,热爱君主,热爱大家庭,热爱等级秩序,比道家高明得多。中国的传统,统治者都要教育老百姓,思想控制做得很棒;
(5)政教合一的特点,没有教会,没有自由的思想领域,利用政治权力统治人民的思想。所以没有自由思想者,没有自由的学术研究。在政治思想上一直是宣传、解释与发挥;
(6)德刑兼重,儒家重德,法家重刑,统治者兼而用之。孔子说是宽猛相济;
(7)法、术、势统治术,这是法家的思想,是统治者的必修课;
(8)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的思想家认为太富有的人容易为非作歹,商人易于致富,所以要抑制。证之西方历史,正是如此,商人发展成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斗争。相比之下,中国的思想家真是聪明。重农抑商政策使得老百姓中间产生不了强大的力量来同政府相抗衡,经济上没有强大的民间力量;
(9)天朝大国理想,国际政治观念,中国是世界中心,中华文明要扩张到全世界。“同化”的确是历史事实。过去认为是中华文明有魅力,似乎千古不易,现在看来是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吸引力所致。不过,中国政治学强调的是文化,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是华夏,否则是夷狄。这样才形成中华文明圈和中国大家庭。
(10)忠孝观念,三纲五常,大学八目,都是一个道理,让人从小接受服从的观念,尊卑的观念,习以为常,觉得天经地义了。这样一个社会稳定了,也不怎么发展。农业国家,一团和气。有吃有喝就够了,发展什么?追求奇装异服是不允许的,追求个性化是不允许的,发明“奇技淫巧”是要受惩罚的。蜜蜂和蚂蚁的世界是最有规则的,中国社会已经差不多发展到那个地步了。本来是不需要发展的。如果没有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中国再有几千年几万年也不会变化的;
(11)等级制度,就是人际关系上的尊卑观念。春秋大义,名分制度。每个人在制度结构中有一个恰当的位置,不能有非分之想;
(12)守旧传统,祖宗法制不可变。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在变化发展。只是根本的东西不变,原则不变,而且在不断加强。主要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君主权力的不断加强。清朝的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体现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思想统治、行政监察、民族政策等几个方面。
这样的统治方式的确能够把一个国家统治得上下安定团结,政治运转顺利。但是有自身的问题,短的几十年,长的几百年,问题就暴露了,我们说是腐败。那也没什么,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可以重来。改朝换代也可以纳入传统政治学,叫做“汤武革命,应天顺人”。这样的革命,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学里边的内容。
中国人觉得这一套已经够了,所以后人没有什么发展。就是这一套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政治学真的很伟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农业文明的时代,这一套确实够了,蛮不错的了。但是工业文明出现了,中华传统文明不能适应,传统的政治学这一套不行了。中国的政治学在变化,有新的东西进来,但也有旧的东西在起作用。传统政治学的潜在影响仍很大。这些年争议的一些东西多和传统有关。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传统就是集权,现在想分权,很难,没有这样的传统。又比如党政关系,也和传统有关,由家天下变成党天下,根本的东西没有变,天下是私产,是皇帝一家的还是一个党的,根本是一个道理。这些都不能证明传统政治学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还要变化,还要发展。
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大。过去是天朝大国思想,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情结。有人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明的世纪。可是怎么能证明人类历史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前世界是河东还是河西?事实上以前是各自为政。以后融合是一个趋势,但也不能完全融合,主要的还是各自为政。现在新的世纪刚开了个头,还有很多年的时间来检验。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学是历史的东西,无论如何伟大,也是过去的东西了。就像紫禁城里皇帝的宝座,是一件宝贝,但却不能再搬到人大会堂去继续使用。中国传统政治学是世界级遗产,但它是百家之一,可以作为今天借鉴古代思想的许多源泉之一,而不是唯一,这就决定了二十一世纪不会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世纪。这个道理都弄不明白,那就太可笑了。即使中国真的在这些年里头能够在这方面给世界提供什么思想,也决不会是过去传统的那些东西,而是要出新的思想家,要在继承全人类的精神文明遗产的基础上,出新的思想,中国要想在政治学上给世界做出贡献,就要出大思想家。目前看来不可能,没有这个土壤,在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参天大树,就是能长出,也不会那样速成。
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性的,我们认为这话是一派胡言。中国古代的缠足太民族了,怎么成不了世界性?另一方面,世界性的就是好的?未必!艾滋病是世界性的了,你想要么?不要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学有民族特点,就自欺欺人地认为有多了不起,不要认为把中国的东西推向世界就证明中国的东西好。别想那么多,那都是空想,现在是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这就行了。至于解决问题的工具是老祖宗的还是来自“夷狄”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有人费尽心机从传统思想中找什么解决当前世界环境污染问题的理论观点,找解决人际关系的理论观点,那都是瞎掰。中国传统思想那么好,何以解决不好自己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上,能有适合的政治学理论,它可能与传统政治学有联系,无论是批判还是继承,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可以。我们觉得批判还是主要的。但更主要的是建立新的政治学。 |